1961年夏，我幼儿园毕业。当时有一个高远的想法：上毓璜顶小学大改班读书！依当时的规定，不满七岁的小孩学校不录取，更别说大改班了。大改班是教学改革的新事物，从1960年开始，教育局在毓璜顶小学试点，每届两个班。普通班学制六年，大改班五年。让人发愁的是，我当时年龄不足七周岁。

报名时，我尾随在我爸身后，怯怯地来到报名老师面前。老师看完户口本，皱了眉头。“小朋友，你都会啥？”老师的问话，像拍响了我心中渴望上学的电门，顿时使出浑身的解数，把幼儿园学的本事尽情地表现。

看榜那天，天气很热，学校北院的石榴花已经盛开，朵朵像喷着火似的鲜艳。我站在树荫下张望，一眼就看到我榜上有名，还是一班（一班、二班是大改班）。我高兴得满地乱蹦。

我认真地参观了“我”的学校。我的学校坐落在四德街的南端，整个校区从北向南有一个不小的坡度，这使校园错落有致、幽深大方。最北边是一个院落，北屋、南屋是低年级的教室。教室窗外，栽着几棵石榴树，枝繁叶茂，看样子有些年头了。院子东边是一栋小楼，校长、老师在那办公。整个小院美丽、宁静。小院往南依次是小操场、二层教学楼（中高年级的教室）和大操场。

开学了，我见到班主任于老师，就是报名时给我表现机会的老师。于老师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我们学校，她演过话剧《雷雨》，还会唱歌剧，我们看过于老师演唱过的整本歌剧《瞎老妈》。于老师的普通话非常标准，汉语拼音读得字正腔圆，她的教学让我一辈子受益。九十年代末，我用电脑打字，全拼、智能ABC输入，没有一点障碍。这全是于老师给我的童子功。

刚上学时，我们国家还在三年自然灾害中，粮食、副食非常缺乏，许多同学营养不良，精瘦精瘦的。我们的功课也不紧。不大的书包，松松垮垮地装着书和本子，还有一个简陋的铅笔盒，跑起来时，书包拍打着屁股，咣当咣当地响。家庭作业不多，我有大把的时间疯跑、疯玩，看课外书。有的同学还做家务、干手工活挣钱。一段时间里，下午放学，要上小组。上小组就是把五六个孩子聚集到某一同学家学习，我家就是上小组的场所。一天，我们玩得欢畅，不知不觉天黑了，突然一个同学站在院子中间哭了，边哭边说他两眼看不见了。我赶紧扶他回家。事后我才知道，这是夜盲症，俗称“雀目眼”，是营养缺乏造成的。

那年，街面上流行肝炎，学校让我们喝大枣汤。周末下午放学后，我们一班、二班的同学从西门出发，步行到二班申老师家里。申老师的妈妈已经为我们熬好了一大锅枣汤，冒着热气，汤汁暗红透亮。据说是杨树枝和大枣熬制而成，是预防肝炎的良方。老奶奶用和平鸽碗（那时家家都有的饭碗，上面印着和平鸽）盛上半碗汤，再舀上几个红枣，依次递给我们，我们喝得暖暖的。一个同学把自己碗里的红枣留下，攥在手心里，跑着回家给身体不好的妈妈吃。

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值得炫耀的地方，校门多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门。四边的校门给我们带来了通达和便捷，也让我们的学校与众不同。东门是学校的正门，门前是高低不平的石板路，春夏秋冬，我走了五年。西门比较小，斜对警备区大院。我们去警备区礼堂开队会、到大光明影院看电影、上小蓬莱游玩都从西门出发。西门是我们心中的快乐之门。北门比较隐蔽，平时锁着，只有周末大扫除时才开。这个门把毓璜顶小学和护校大院隔开。我家就住在护校大院，从北门回家是分分钟的事。南门其实没有门，大操场往外就是马路了，我们去专署礼堂（学校的大队集会经常在警备区礼堂、专署礼堂召开）或上西南村生产队助农，都从南门过。

那年的六一儿童节，学校在小蓬莱的广场上召开联欢会。早上九点，全校学生列队，从南门出发。大家挺着胸、鼓着肚大声地歌唱“六月的花儿香，六月好风光，六一儿童节，歌儿到处唱。”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像熟透了的苹果。

这歌声、这笑脸，我记了半个世纪。